凌晨3点30分，广东东莞的黄先生被妻子推醒，她声音发抖：“孩子怎么不动了？”
10个月大的婴儿躺在小床上，面色惨白，四肢已经僵硬。前一晚，他还在咳嗽，体温38度，精神尚好。19个小时前，他们刚从医院回来，医生说是“急性喘息性支气管炎”，开了口服药和雾化，叮嘱“如有异常及时复诊”。从发现异常到120急救车回到医院，中间隔了41分钟。最终医院宣告临床死亡。
这是2025年7月发生在东莞市黄江医院的一起医疗纠纷。患儿家属将医院诉至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，鉴定结论出来了：一级甲等医疗事故，医院承担轻微责任。
家属无法接受。一级甲等，那不是最严重的等级吗？轻微责任，那不是几乎没责任吗？
消息扩散后，舆论分裂成完全对立的两端：普通民众难以理解，“孩子就诊后离世、最高等级医疗事故，医院怎么只担一点点责任？”；而全国无数读完完整鉴定文书后，只感到无力与恐慌，这位接诊医生当天做出的全部诊疗判断，完全贴合国内、国际权威儿科诊疗指南，是门诊日复一日的常规操作，却在极端不良结局发生后，被定性为需要赔偿的医疗过失。
一个儿科医生的日常，随时可能让他变成“有过失的被告”，甚至变成“有罪的罪犯”，为什么偏偏是儿科医生，成了最“如履薄冰”的那个角色？
三次就诊和凌晨的悲剧
大众对本案所有质疑、医患双方的对立立场、鉴定结论看似矛盾的评判，全部建立在完整、客观的就诊时序之上。
前两次就诊，9天空白期埋下病情伏笔
2025年7月12日，患儿因持续咳嗽3天首次到该院儿科门诊，诊断为“急性喘息性支气管炎”，对症治疗后症状明显缓解；次日7月13日，家属再次带孩子复诊，依旧由同一名儿科医生接诊，治疗后咳嗽症状持续好转，家属未遵医嘱持续随访观察，自此直至7月22日，长达9天没有复诊记录。
这9天空白期是鉴定机构明确标注的关键背景，儿童支气管肺炎存在隐匿进展可能，症状短暂缓解不代表病原体完全清除，家属中断随访客观上拉长了病情隐匿发展的周期，为后续病情急速恶化埋下隐患。
第三次就诊，争议核心
2025年7月22日上午8:43，时隔9天家属再次带患儿就诊，新增发热症状2天，就诊查体全部客观指标如下：体温峰值仅38℃低热、神志清楚、精神反应良好、呼吸节律平稳、口唇无发绀，肺部听诊仅呼吸音粗糙，未出现肺炎标志性湿啰音；实验室检查白细胞数值偏低、超敏C反应蛋白完全处于正常区间。
结合全部体征与检验结果，医生诊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，开具口服中成药与干扰素雾化治疗，同时书面完整告知家属复诊指征：一旦出现持续高热、频繁咳喘、精神萎靡、面色苍白等情况，必须立刻返院，必要时住院干预。
当日，患儿随家属离院回家，夜间病情出现无征兆极速恶化。鉴定文书认定医方唯一过失：患儿累计咳嗽病程长达10天，叠加新增发热2天，属于长期呼吸道症状合并新发感染，应当保持对肺炎进展的警惕，在必要时完善胸片排查，医生未开展该项影像学检查，存在诊查不完善、病情评估不充分的问题。
致命41分钟错失全部抢救窗口
2025年7月23日凌晨3:30，家属发现患儿无自主呼吸、肢体冰冷僵硬；3:48120 急救出车，4:11 救护车抵达医院开展持续心肺复苏，从发现呼吸骤停到入院抢救，间隔整整41分钟，最终5:54患儿被宣告临床死亡，死亡原因为支气管肺炎合并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诱发急性呼吸衰竭。
从医学常识判断，人体心跳呼吸骤停超过4-6分钟就会发生不可逆脑组织坏死，超过10分钟存活概率无限趋近于零，长达41分钟的院内抢救，已经不存在挽回生命的客观条件。这一核心事实，直接支撑鉴定机构作出“医方过失仅起到轻微作用”的结论，即便当日完善胸片、确诊肺炎并安排住院，也无法完全规避夜间突发的致命呼吸衰竭，而在家中长时间无人发现、延误急救，是导致死亡无法逆转的核心因素之一。
纵观整条时间线，结论逐渐清晰：患儿自身肺炎迅猛进展、家属9天中断随访、呼吸骤停41分钟延误抢救是死亡三大主要诱因；医生未完善胸部X线检查仅为次要、轻微诱因，这也是“一级甲等事故、轻微责任”结论的事实根基。
一级甲等与轻微责任，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
一级甲等是医疗事故最高等级，代表医生犯下严重过错，理应承担主要甚至全部责任？这套认知误区，是本次舆论争议的源头，实际上，这是两套互不干扰的法定评判标准，二者不存在绑定关系。
一级甲等，只看结果，不问原因
根据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及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（试行）》，一级甲等的定义极其简洁：只要医疗过失导致患者死亡，无论死亡发生在手术台上还是患者家中，无论患者是成人还是婴儿，一律定为一级甲等。它完全不衡量医院过错有多大，也不衡量患者自身疾病有多严重。死亡，就是最高等级。
轻微责任，只看原因参与度，不看结果严重性
根据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》第三十六条，责任程度分为完全责任、主要责任、次要责任和轻微责任四档。轻微责任的法定定义是：“损害后果绝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造成，医疗过失行为起轻微作用。”
在本案中，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给出因果分析，患儿自身支气管肺炎病情进展迅猛，是死亡的基础和最主要原因；医方未及时安排胸部X线检查，对死亡结果起到轻微原因作用；而家属在家中发现呼吸心跳骤停长达41分钟未被发现，彻底错失了最后的抢救时机。
用一个比喻来理解：一场交通事故中，死者闯红灯负主责，对方车辆仅超速5%。事故造成了人员死亡，后果是最严重的等级；但闯红灯方因直接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，通常承担主要责任，超速车辆的过错参与度，只是轻微。两者完全不矛盾，后果很严重，但医院只负很小一部分责任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一级甲等医疗事故与轻微责任，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份鉴定书上。
不拍胸片：是临床常规，还是法律上的过错
从就诊时的临床表现来看，不拍胸片完全符合临床常规。根据院方在“阳光问政”平台公布的就诊记录，2025年7月22日上午8点43分，患儿第三次就诊时的状态是：体温最高38.0℃，神志清楚，精神反应良好，呼吸平顺，双肺呼吸音粗但无啰音，血常规白细胞4.14×109/L，超敏C反应蛋白3.11mg/L。
从纯临床角度看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轻症上呼吸道感染表现。按照国内外任何一套指南，对于这样一个门诊患儿，不拍胸片是常规做法，甚至可以说是标准做法。
英国胸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指南明确共识：对于病情足够轻、可在门诊治疗的疑似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，常规胸片并非必要。美国AAP 2017年指南进一步细化：轻度社区获得性肺炎在急诊门诊中，影像不常规推荐，仅在诊断不确定或担心并发症时考虑。中国《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管理指南（2019年版）》同样指出，对于初次就诊的轻症患儿，不建议常规拍摄胸部X光片。
但鉴定机构采用了不同的审查标准。鉴定机构认定的医方过错，不在于就诊当时的严重程度，而在于病程的时间轴：患儿咳嗽已持续10天，病程较长；且在原有咳嗽基础上新出现发热2天。鉴定机构采用的是“病程回顾性警惕”标准，咳嗽10天加上新发热，应警惕肺炎进展，“必要时”应拍胸片排除。
这里的关键词是“必要时”。在临床常规中，“必要时”有巨大的解释空间，医生根据现场判断拥有裁量权；但在患儿死亡后的事后审查中，“必要时”往往被升格为“应当”。
这就是医疗纠纷中典型的“后见之明偏误”：知道结果后，回过头去审查每一个环节，将“最好做了”升格为“应当做了”。如果这个孩子没有死亡，这个诊疗过程不会被任何同行质疑为不规范。但孩子死了，同样的行为在法律上被重新定义为过错。
儿科为何是全行业执业风险“天花板”？
对比国内其他临床科室、欧美国家儿科医疗环境，可以发现，中国儿科医生承受着独有的、多重叠加的生存压力，风险远高于绝大多数临床科室。
儿科不是纠纷最多的科室，却是安全感最差的科室。根据2009年至2013年全国医院医疗纠纷统计，儿科纠纷占7.16%，排名第五，低于外科、内科、妇产科和骨科。但在更细分的领域，风险急剧上升：Nature2025年全国调查显示，74.3%的新生儿科医生经历过医疗纠纷。重庆一项涵盖13年、1761起医疗损害诉讼的回顾性研究显示，儿科的平均赔偿金额在所有科室中最高，达26.07万元。
儿科医生面临的是高强度、低待遇、高赔偿风险的困境。中国儿科医生平均一天接诊80至100名患儿，在就诊高峰期这个数字更高。儿科医师年均流失率6.8%，基层达到9.3%。有医院开出20万年薪招聘儿科医生，5人面试、破格录用3人，不到一个月全部离职。
但真正让儿科医生夜不能寐的，不是民事赔偿，而是刑事风险。2026年判决的江西儿科医生韩杰案，是理解这种风险的标志性样本。2岁半患儿呕吐就诊，韩杰拍了X光片提示肠梗阻，但未做腹股沟查体，漏诊嵌顿疝，患儿当天下午死亡。医院民事赔偿146万元（85%责任），卫健委行政处罚暂停执业6个月，但家属报案后，韩杰最终以医疗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、禁业三年。
既往被认定为“严重不负责任”并入刑的案例，大多伴随擅离职守、拒治、违规操作等极端情形。而韩杰案把“该查体未查体”这一临床中极为常见的疏漏，升格为刑事犯罪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规定，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，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。在西方国家，医疗纠纷几乎全是民事侵权，不存在专门针对医疗过失的刑事罪名。医生的最坏后果是高额赔偿和执业保险费率上升，而非坐牢。中国独有的“医疗事故罪”，加上“严重不负责任”边界极其模糊，使得儿科医生面临的刑事风险是真实存在且标准不明的。
一份针对急诊医生的调查显示，66.7%的医生过度检查是因为“害怕漏诊”，85.8%的医生因担忧医疗纠纷而进行过防御性医疗。如果防御性医疗成为常态，过度检查、辐射暴露和费用攀升首先落在患者身上，而医疗系统本身也在为此支付隐性成本，效率下降、信任流失、资源错配。
结语：回归人与生命
10个月婴儿逝去，对整个家庭是无法弥补的终身伤痛，鉴定机构认定医方存在轻微过错，医院理应承担对应赔偿、主动诚恳致歉，家属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完全合理合法，生命无分责任轻重，任何诊疗疏漏都不该被轻飘飘放过。
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见另一重现实，儿科医生在没有主观漠视、没有违规操作的前提下，仅仅因为医学本身的不确定性、患儿病情不可预判的极速恶化，就要背负赔偿，甚至刑事责任，长期处在“怎么做都有错”的两难夹缝中，最终受损的难道不是每一个需要就医的孩子与家庭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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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4]https://wz.sun0769.com/political/politics/index?id=859984
来源：医学论坛网
编辑：薄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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